| 这 次 为 谁 加 油? 世人嘱目的2008年国际奥运会就要在北京举行了,我们全家人和其它的人一样怀着万分期待的心情。每次奥运我们一家人都会聚在电视机前观看。记得上次奥运时我们在新西兰,而奥运在雅典,老公为了看实况转播,有时深更半夜从床上爬起来一个人看。 全家人看最好玩,我们通常选择的加油对象不同,我和女儿选择中国,儿子选择新西兰,老公选择英国,我们一边看,一边大呼小叫,特别是我和孩子们,听不太到老公的声音,因为他的立场不鲜明,看着看着就站错了路线,跟着我们一起叫起来。如果比赛中没有我们选择的加油对象,我们就会不约而同地为弱者加油,可看的心劲和气氛就差些了。 这次奥运来临前夕,老公又问我们:这次为谁加油?这次情况变了,变复杂了,因为搬到澳洲,虽不是澳洲的公民,但生活在它的土地上,我想了想说,先为中国加油,如果没有中国,就为澳洲加油;儿子这次和爸爸站在一起选择了英国,因为一年半前去了英国,对英国有了感情;女儿可犯难了,半天决定不下来,又想为中国又想为英国,又想为新西兰又想为澳洲,她的感情太丰富了,哪里都有她眷恋的土地和人民。是啊,我们何尝不是呢?虽然我选了中国,儿子和老公选了英国,但我们仍然爱着彼此的国家,因为哪里都有我们爱着的人,都有我们美好的回忆,怪不得老公的立场不坚定呢!看着为难的女儿,我说,凡正你也不能和我们在一起观看了,选谁也不要紧了。 说来说去,对我们一家人来说,选择为谁加油纯粹是为了找“乐”,为了增加观赏体育节目的气氛。如果真的较起真来,那不就打起来了,违背了奥运精神不说,一个和谐美满的“大家庭”也面临危机了。 晓燕 写于墨尔本2008年8月奥运来临前夕 读季羡林“牛棚杂忆”有感 最近读了2005年由中央党校再版、季老著的“牛棚杂忆”。我一边看一边心潮澎湃、浮想联翩。首先感谢季老将这些用血换来的经历记录下来,这不是小说,不是“科学”幻想,是活生生的历史。我为什么要这样说?是因为如果没有亲生经历那段历史的人,真的很难相信。我虽然亲历了那个年代,但我是小字辈,小得让我在当时没有思考和分析的能力,因此,如果不被重新提起,人类保护性的本能已让我淡忘了那个可怕的岁月。何况那些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他们会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吗? 1、一场有过之而不及的“战争” “文革”发生时我6岁,虽然还处在懵懂无知中,但却有了记忆。我记得胡同里游斗的老太太,她是我们的房东,身着布满痰迹的黑衣,步履蹒跚“喷气式”地走过我的眼前,后面跟着一群手持木棒、义愤填膺的粗壮男人和威武学生;我记得重病在家的爸爸,颤抖地站在窗前向外窥探,对面正房里正传来皮带的抽打声、男人的喝斥声、物品的击碎声;我记得夜晚不能入睡,担心下小夜班的妈妈被流弹击中;我记得邻居王阿姨眼神中流露出的恐怖,她告诉妈妈房东的儿媳昨日在家中上吊;还有街上游行的队伍,他们高呼着让我胆战心惊的口号;还有胡同里一所中学的高音喇叭,让小小的我再没有心思玩弄我最奢侈的玩具小木琴;还有还有......,这一切一切好象是在瞬间发生,在我幼小的心灵上留下的是极度混乱和恐怖画面。 在我阅读“牛棚杂忆”的日子里,恰巧电视里播放“Schindler's List”。后者记录的是二次战争期间发生的真实故事,故事的背景是六百万犹太人被无辜地残杀。今天,当我们重温那段历史,面对惨无人性的暴行,心中充满了对杀人者的愤怒,同时也庆幸自己没有生活在那个可怕的年代。可是,“牛棚杂忆”沟起的“文革”回忆却让我无可救药地将它们联系在了一起,不联不要紧,一联吓一跳。我不相信自己原来也经历了战争年代,可那不是“蜜罐”中的生活吗?我从心里极力抵触这一新发现,可又不愿意欺骗自己,那不是战争又是什么呢?更吓人的是这一个发现还不够,还发现我所经历的那个年代从某种意义上讲,比二次战争还可怕。 不知人们想过没有,不论如何地残忍,对犹太人的残杀是针对犹太人的,而“文革”时的迫害却可以发生在任何一个有“单位”的人身上,就象季老所描述的那样,每个人都象是在走钢丝,稍不留意,就会坠入深渊,包括重病在身的爸爸,包括老实巴交的妈妈。正因为如此,才发生了历史上特有的新鲜事物:一夜间朋友反目、夫妻为敌、子不认父,这个战争是何等的有力啊!它的力量可以灭绝人性。迫害人与被迫害人发生在亲人之间、朋友之间、师生之间、同事之间,战争的手段除了身体上的迫害还不够,更加上了精神上的折磨,这个战争难道不是有过之而不及吗?! 2、一场史无前列的精神“掠夺” 我非常喜欢季老用的“折磨论”,简单易明,一语道破。“折磨论”让季老到现在都不能从“士可杀,不可辱”的教条里解脱出来,我相信不能解脱的绝不仅仅是季老一个人。那种没有人性的“折磨”,我想很难让人“难得糊涂”,不然也不会有那么多的人走上“自绝于人民”的道路。能够象季老一样走过来的人,需要多大的勇气和心力啊,如果发生在我身上,我担愿自己是真的糊涂。季老和那些走过来的人,你们在我的眼里是勇者、是英雄!虽然历史还没有给你们一个明确的回答,但我相信你们在许多、许多人的眼里是英雄,你们的爱国之心、爱人之心远在迫害你们的人之上。道理就是这样简单:如果没有人性,何以谈得上爱心,如果没有爱心,何以谈得上爱国! “文化大革命”在季老身上体现的是空前的“精神折磨”,而在我这一代人身上体现的则是空前的“精神掠夺”。我从6岁到18岁,整整十二年的学生时期,唯一的收获是学会了认字和写字,为的是可以读毛主席语录和人民日报社论,可以写批判文章和思想汇报。没有诗歌小说,没有科学试验,如果说刘少奇是卖国贼、一亩可以产万斤,那我们学的历史也不是历史,数学也不是数学。信息的极度贫乏、生活的极度单调,让好奇心极强的我感到度日如年。那时的我根本不知道和我同龄的人,比如我现在的洋丈夫,会有一个如此“奢侈”的“资产阶级生活”。尽管度日如年,我还深信与世界上其它国家的人比,我是幸运的,因为我没有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整整的十二年啊!人生学习的黄金期就这样被残酷地掠夺了,替而代之的是“愚弄”。现在回头看,那时的我们没有孩童的欢笑,没有青春的美丽,没有知识的殿堂,更没有幻想和思维,生活在无知的“宗教”之中。人生走过回不去,有苦无处诉。记得二十年后与旧时的一个中学同学谈起“精神掠夺”,他说我们那一代虽然失去了很多,但也学到了很多。他说的对,从我们受害人的角度,我们应该积极面对人生,将不利转为有利。但从历史的角度,我们付出的代价是不是也太惨重了?假设付出的代价值得,那么我们今天从中吸取了教训没有?这也正是季老所思考的,也许吸取了一些,但给人更多的感觉是:“文化大革命”已经过去了,可以不必再管它了。难怪季老接下来思考的另一个问题是:“文化大革命”过去了没有? 3、“文化大革命”过去了没有? 谁也不愿意去揭曾经有过的伤疤,它让人心痛,它影响人的情绪。“文革”过去以后,不仅仅是季老,很多人都将当年经历的遭遇和迫害写了出来,不但国内流行了一阵“伤痕”文学,就连国外也颇流行一阵。很多“文革”后出国的“知青”们更是在在没有任何约束的条件下,将自己当年的离奇经历写了出来,面告世人。我看了不少国际市场上层出不穷的类似作品,但它们并没有引起我的思考,却让我感到这些作者中不乏写作目的是为了迎合西方人的猎奇心理。总之,看到所有对“文革”时期回忆的作品都让我有一个感觉,就是作者们是在满足个人的需要,因此,看得多了便从心理上逐渐产生了反感,谁愿意总听你那车轮转的痛心事呢? 这次看季老的“牛棚杂忆”是因为先看了季老写的“我的人生感悟”,喜欢季老朴实的写作风格,这一看没想到它让我的思想境界上升一个高度。“牛棚杂忆”与其它“文革”回忆作品不同,它记录的不是一个人的遭遇,不是一个时代的回忆,更不是为了迎合和炫耀,它是作者对自己思想反省的过程,是作者对那个时代的反思,通过作者的反省和反思唤起了读者的反省和反思。显而易见,“牛棚杂忆”是作者在历史责任的趋使和感召下所著,这就为这本书增加了实实在在的分量。 季老用他朴实的语言为我们真实地记录了那一段用血换来的经历,让我们近距离地看到了当年“文革”重地的北大,悟出它的红色原来是用残暴和血腥涂就的。透过季老饱含真情的文字,我还看到了老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对祖国的亦诚、对祖国的担忧、对祖国的责任。我联想起最近在海外因奥运而引发的“爱国热潮”,我多么希望每一位中国人都能象季老一样,用自己朴实无华、尽力所为、能屈能伸的实际行动来报效祖国,而不是通过口号和运动,否则,令人担忧的“文化大革命”就没有真正地结束,季老和无数的爱国者用血换来的代价就真的付诸东流了。 4、我的心是一面镜子 二次大战期间,正赶上季老在德国留学。德国人在当时世界人们的眼中是残酷无情的民族,法西斯的疯狂让人们谈虎色变,季老做为异族深在其中,感觉如何?想法如何呢?怀着强烈的好奇心,我在“牛棚杂忆”附录“我的心是一面镜子”中找到了答案。 整整十年,有家难回,季老无时无刻不在想念着自己的家人和祖国,作为在海外生活了十几年的我,能够深深理解季老的思乡之情。但不能理解的是,作为一位被希特勒歧视的中国人,季老不但没有受到身边德国人的虐待,反而被待为已人。当我读到季老与德国导师犹如父子的亲密关系,读到季老与房东结下的深情厚谊,读到季老含泪发出“他乡是故乡”的感叹,我为人类自然朴实的真情所感动,原来真正的力量来自人类的本能。希特勒正是利用了德国人民纯朴的爱心,为了达到个人称霸世界的野心,以“爱国”为名义唤起德国人民对他的支持,可谓统治有术。 通过季老的心镜,我再次看到了“人民”和“政府”的区别,再次明白了不能简单地用“政府”行为来判断“人民”的行为。同时,我也看到了“爱国”的分量和“爱国”的危险,想起了多年前驻美国的中国大使馆被恐怖分子轰炸后,一些中国人在北京街头殴打辱骂外国人的情景,想起2008在北京举行的奥运......,一连串的联想将我又带回到“文化大革命”过去了没有的话题,因此,我最后要感谢季老对我的提醒和启发,也希望更多的读者从季老包含真情的文字中悟出它的分量。 季老的“牛棚杂忆”远不只是对“文革”的回忆,更是对人性的反思,对中国的反思。 晓燕 写于墨尔本2008年8月 从与女儿的聊天中得到的启发 从墨尔本赶回奥克兰陪伴和照顾妈妈的手术,顺便也探望了在奥克兰上大学的女儿。我和女儿距离上次见面已经快半年了,我知道我有很多话要问,很多想法与她交流,因此事先就想好,再忙也要抽出时间来和她聊聊。自从女儿离开家独立生活后,与我们的交流比以前反而更多了,每个周日都要打一个多小时的电话,与我聊完与爸爸聊,与爸爸聊完与弟弟聊,但聊得多是日常的学习和生活安排,没有什么深入的思想交流。我知道与女儿进行面对面的深入交流仍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用日本饭“腐蚀”一下还是有希望的。果不其然,见面当天,女儿就提出要我带她去日本餐馆,我欣然答应了,但也提出了一个条件:要边吃边聊。 那天傍晚安排好妈妈的晚餐后,我驱车来到位于市中心的奥克兰大学,停好车,在大学外转了两圈就见女儿身着两年前在北京买的灰呢外套,下着黑色牛仔裤,脖上围绕着同伴送的天兰色丝质围巾,款款地向我走来。女儿喜欢简单的颜色,黑白是她平日穿衣的主色调,简单的颜色裹不住青春的气息,却更让她透出纯洁、典雅、晶莹的美丽。女儿长着一双笑眼,口未开,我的心情就变得轻松起来。大学附近是一个公园,公园下面便是市中心的皇后街,我和女儿双双穿过公园绿地时,不约而同地回忆起多年前我们来这里看圣诞节游行的日子,那时她才3岁,刚来新西兰不久。我顺便说到,那时的我看到穿梭往来的学生,多么希望自己能重归学生时代,如今你已在这里实现我的梦想了。女儿看着我,眼神中不无同情和愦憾,她低声地对我说:“我喜欢奥克兰大学”。 我们去的日本餐馆就坐落在皇后街上一家shopping mall的楼上,去墨尔本前我和朋友及家人来过这里几次,很喜欢,饭好、环境好、价钱也好。我和女儿在近窗前的一个桌子旁坐下,点了我们传统点的饭菜,一边吃一边就真的聊了起来。我们从她的学习、考试谈到她的朋友和课余生活,女儿还象以前一样,考试要考最好,上大学一年半了,考试和作业成绩一直是“A”的水平。谈到即将来临的期末考试,她的神情变得紧张起来,我再次对她说:考试成绩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喜欢学的课目,她说她很喜欢现在学的政治,目前学的是“法律的制定和形成的过程”。原来政治也可以是一门有趣的学科,我上学时,政治是一门不得不学的学科。 看到女儿进入聊天的佳境,我不失时机地问她有没有交男朋友?她说学习忙,没有时间,我开玩笑地说:“你要抓紧哦,你不是说要姥姥健康地等着参加你的婚礼吗?”,我们俩都笑了,女儿说:“我不要晚婚,我喜欢婚姻和家庭”,她的口气坚定地让我有些意外,因为在她这个年龄的女孩,很多还处在浪漫的幻想中。我问她:“为什么?”,她说:“我的朋友中,幸福的朋友都来自幸福的、完整的家庭,比如:......”。环境影响对一个人生活的选择功不可没哦!女儿长大了,不但学会选择自己生活,而且是有责任地选择。我上学时,没有选择,所以也谈不上对自己的选择有责任心。 我们的话题自然地转到姥姥最近的身体,转到大姨(我的姐姐)近期由北京来这里照顾姥姥,我说我很担心大姨来到这里感到闷,女儿说她两年前去北京时,看到大姨一家的生活也很简单,有时周末就在家里打牌,我说大姨家的生活代表了很多中国人家的生活,在我们看来可能单调乏味,但生活其中的人却不一定,而且很高兴,就象大姨一家,高兴才是最重要的,女儿非常赞同我的说法。然后我问她,你喜欢那样的生活吗?女儿的回答先是让我震惊:“我没有权利评判,因为我没有生活过,和你不一样。如果我批评我没有生活过的文化,那就是‘文化歧视’。但是,人们应该给予生活和选择的权利。”过后回味,深受启发、自愧不如。 留下女儿一个人在奥克兰上大学,我们做父母的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晓燕 写于墨尔本2008年6月 幸 福 的 感 觉 对我来说幸福是一种感觉,是没有统一指标的,给我带来幸福的事情不一定给别人带来幸福。给我带来幸福的事情有:自由和独立、爱情和子女、安全和舒适、事业和爱好......,这些说起来有些空洞,与感觉相差甚远。感觉是来自于实际的生活当中,就象现在,我坐在阳光明媚的家里,坐在电脑前安静地写作,我心爱的老公坐在离我一米之外的书桌前规划我们的新房,我此时的感觉就是幸福的。 给我带来幸福的指标并不高,远不象有些人追求的“宏图大志”“名车豪宅”,但一定要有自由和独立,这对我非常的重要。我热爱婚姻,因为婚姻给我带来了婚前我没有享受到的自由和独立,当然也给我带来了爱情和子女、安全和舒适、事业和成就。我感谢我的第一任丈夫,他让我第一次感觉到了经济独立带给我的自信和自尊;我感谢我的第二任丈夫,他教给了我“先已后人”的道理,从此而勇敢地追求自己的幸福;我感谢我现在的丈夫,他带给了我感到幸福所需要的一切。我感谢上帝给了我生命中的“爱人”,是他们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幸福的感觉。 我也有不幸福的时刻,但它们都是短暂的,都成为我获得幸福的契机。比如:从不得不弃医转行的失落中,我建立起自己喜欢的事业;从中年丧夫的痛苦中,我感受到了人间跨越国界的温暖;从与亲人的矛盾中,我学会了理解和宽容;从失败的婚姻中,我找到了今天的真爱;从面临死亡的那一刻,我意识到了生命的可贵,从而好好享受生命中的每一天。 人的生命是短暂的,与其与生活斗争,不如学会享受生活;与其给自己制定太高的工作目标,不如追求幸福带给我们的快乐。幸福感的源泉可以非常简单和朴素,非常实际和直观。与我爱和爱我的人在一起、做我愿意做的事情、居住在阳光明媚的房子里,这就足以让我感到无比地幸福了! 晓燕 写于墨尔本2008年5月 我与母亲 一言难尽 前天妈妈打来电话,告诉我医生初步诊断她乳房上的肿块是恶性的,妈妈的声调是悲哀的,让我觉得她那里的天就要塌下来。如同以往,当妈妈不高兴或着急的时候,她会在我面前第一时间毫无遮掩地发泄或倾诉,然后随着我为她着急的升温,她便逐渐地释然了。我以前经常为她这种做法感到不满和不公,但这一次却有所不同,为了让妈妈高兴起来,我愿意为她承受她心中的不快。 我和妈妈的关系用我姐姐的话来形容最贴切:“见面吵,不见想”。与姐姐不同,我是妈妈从小一手带大的,27岁结婚前,几乎每天和她在一起,甚至睡觉都在一张床上。母女之间因为没有距离而带来的后果,是我长大后与妈妈之间不断面临的挑战。妈妈三十四时爸爸就病逝了,妈妈在医院工作,经常上夜班,因为担心我和姐姐与未来继父的关系,妈妈一直没有再嫁。妈妈一个人抚养我们姐妹俩,生活上的艰难是可以想见的。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妈妈登在桌子上按装冬天取暖的火炉;记得妈妈在刺骨的冷风中躬着腰在院子里和煤灰,然后再将它抹平切成块;记得幼小的我烦闷地跟在妈妈身后,在商店里转来转去选购打折后的商品;记得妈妈在缝纫机前聚精会神地为我和姐姐赶做漂亮的新衣......。所有、所有的美丽画面却不幸地成为我今后生活中的包袱。 年轻丧偶、为女不嫁,引来外界无数人对妈妈同情的同时,也为我和姐姐的生活带来沉重的压力。自从父亲去世,我们的家就是妈妈一人说了算,我和姐姐没有选择的余地,否则就是对不起妈妈的辛苦养育。中国的传统是父母将子女养大,子女长大后要回报父母的养育之恩,这一传统在我们家显得更加重要。我和姐姐参加工作后,拿到的工资要全部交给妈妈管理,工资里要扣除妈妈的抚养费,如果需要购置自己需要的衣物,尽管是用我们自己挣的钱,也要经过妈妈的同意,然后由她选择购买。那时,我最怕的是与朋友外出吃饭购物,因为身上没有自己可以做主花的钱,显得很尴尬。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我们结婚。因为婚前我从未做主花钱买过东西,结婚后有很长一段时间不会花钱。在婚姻的道路上,我和姐姐也都为妈妈的“爱”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与姐姐相比,我与妈妈的依赖关系更强,因为姐姐是奶奶带大的,工作后才回到妈妈家。结婚前我几乎是妈妈身上的一部分,近得让我和她在很多地方象是一个人,她的优点也是我的优点,她的缺点也是我的缺点。也许人们最不能容忍在别人身上看到自己的缺点,也许是我离她太近的缘故,总之妈妈对我发脾气的时候远远超过姐姐,妈妈近四十岁的时候,脾气变得特别急,不分场合、随时随地象我发火,那时我已经是大姑娘了,自尊心常常受到伤害,为了避免伤害,我尽力小心翼翼地生活在她的情绪之中。妈妈对我的要求也不怎么放在眼里,有一次我实在忍不住了,反抗了一次,结果是我要下跪求她原谅。现在我自己做母亲了,想起当时妈妈对我的态度和做法,让我很难心平气和。我知道这不全是妈妈的错,是中国的传统影响,那时的中国,有多少父母能做到真正地为子女的需要和快乐着想呢?随着年龄的增加,我越来越感到妈妈对我的“爱”变成了控制,由于控制与“爱”混在了一起,所以它是有力的、无时不在的、不由自主的、爱恨交加的。 正因为和妈妈不健康的“爱”,导致我婚后与她“见面吵,不见想”,也导致了我们的关系最终走向了危机。1991年我随前夫移民新西兰,出国第二年便将妈妈接来新西兰奥克兰与我们一起居住。当时女儿三岁,女儿出生后妈妈一直帮我带,与女儿的感情很深,加上我和妈妈的依赖关系,因此我和前夫决定为她在新西兰办长居。没想到,接来妈妈的同时,也再次接来了她对我的控制。在国内时,妈妈的控制只给我带来不爽和自卑,是可以忍受的,但到了国外,生存的需要强迫我必须摆脱任何人对我的控制,而独立自主给我带来的快乐和美好前景让我不再甘心为别人活着。新的环境下,女儿变了,变“坏”了,女儿的变化让妈妈不能理解,不能接受。我和妈妈的关系随着国外生活的日转星移,变得越来越陌生、越来越紧张。一年后,当我经过二年的努力和思考最终选择离开前夫时,妈妈对我的态度走向了极端。 
我 们 母 女 三 代 妈妈来新西兰后一直与我们生活在一起,她对我和前夫的感情发展是心明眼亮的,分居前我和前夫有近半年的时间分室起居,作为妈妈,对女儿此间经历的痛苦和失望不能没有看到。然而,当我终于下定决心与前夫彻底分居时,妈妈却站出来干涉阻挠并帮助前夫加难于我,当我不顾她的反对仍然坚持自己的决定时,她选择的是站在前夫一边,在我最需要她的帮助和支持的时候与我断绝了关系。我很清楚妈妈的极端不是源于我离开前夫,而是因为我的决定给她带来不安全感,它象征着我走出了别人对我的控制,可以不听她的话做我想做的事了,这个打击对她太大了。断交后我曾多次通过不同的途径让她知道我想与她沟通、向她解释我今天的选择,但都被她毅然回绝。当时我的女儿萌萌才五岁,整个事情的结局让她感到困惑、感到不安,让她在两个最爱之间(妈妈和姥姥之间)不知所措,这是让我最伤心的。妈妈与我的对峙僵持到一年后前夫回国才结束。那一年的时间里,我和妈妈都经历了人生当中一次重大的磨难,身心交悴,现在想起来对我不易,对妈妈也不易,可是如果没有当时的磨难和痛苦,也不会有我们今天的重生和幸福。 人们说父母和子女之间、夫妻之间打架不记仇,我以前也是这样认为的,但有了这一次不同寻常的经历,我的看法改变了。人和人之间的感情是一样的,如果感情可以被伤害,那么任何人之间的感情都可以被伤害,如果说有不同,那就是父母和子女之间、丈夫和妻子之间多了一分责任。自从发生母女断交,妈妈在我心中留下的阴影久久不能挥去,开始我怨恨自己的无情,后来我认识到要想抹去心中的阴影,唯一的办法是与妈妈建立起一个新型的、健康的母女关系。当我偿试地用新的方式与妈妈相处时,我惊喜地发现妈妈也在默默地用行动来配合我。 与妈妈和好不久,我和女儿随D去了香港。临走前我问妈妈是留在新西兰还是回中国,妈妈选择了留下。再后来,妈妈基本每年都从新西兰来香港我家小住,每次都是在我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来到我的身边。第一次是D病重去世,第二次是儿子的出生,妈妈给我带来的帮助是无价的,我深深地感激她,感激她给我的帮助是无条件的,感激我们之间的爱建立在平等和尊重之上。我经历了和妈妈在一起从来没有过的轻松和愉快。妈妈和Richard的关系发展也很好,虽然语言不通,但没有任何隔阂,Richard幽默的身体语言和笨拙的中文经常逗得妈妈哈哈大笑,笑声中,阴影在我的心中渐渐地模糊了。 在香港生活六年多后,我和我的新家人回到了新西兰奥克兰。回来后我发现妈妈的生活内容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交了很多与她同龄的好朋友,每个星期与朋友参加华人协会的活动,跳舞、健身等等,信不信?妈妈到了70岁的年龄学会了游泳,我为她自豪。更让我高兴地是看到妈妈还经常志愿做义工,因为妈妈手巧,常常帮助准备演出活动的服装道具,还义务为儿童医院贫困的小孩织毛衣。回奥克兰后,我们没有选择和妈妈住在一起,因为我们尊重各自的生活圈子和生活选择,但我们每个星期都见面,每个月妈妈到我家小住几天。我和妈妈仍是:“见面吵,不见想”,但性质发生变化了,“吵”是沟通,“想”是关爱。即使有时妈妈不能接受我的“超前理论”,她也不生气了,不管我了,任我一方在那里“吵”,她老人家自有主张。 妈妈变得平和了,变得宽容了,变得开朗了,虽然妈妈看问题有时仍是负面多、仍是别人的比自己的好、过去的比现在的好,但妈妈确实是变了,变得让我从心里与她靠近了,比那时睡在一张床上还近。两周前,当妈妈告诉我她的医生已将她转到专家门诊看乳房时,我的心里不由自主地难过起来,开始是为我自己难过,我不想失去妈妈,但不久我就越来越多地为她难过起来。我知道人都有生老病死,人不可能活一辈子,每个人都要面对死亡,但一向悲观、沉不住气的妈妈能面对吗?妈妈今年已经七十四岁了,我去年搬来澳洲前无意中与她探讨过死亡的问题,她好象很惧怕。也许每个人都惧怕死亡,虽然我自己不在乎,只担心我死后活着的人;也许妈妈一向身体很好,没有得过大病,与我不同,所以没有面对大病的经验;也许舍不得现在的好生活;也许心中缺乏信仰?总之,与她聊过后,我的心中就开始有些不安,担心她有一天不能积极地面对走向人生尽头的日子。 接到前天妈妈打来的电话后,我当晚做了很多的准备工作,给刘阿姨和她的女儿打了电话,她们是妈妈的好朋友,人很幽默和乐观,生活中经常帮助妈妈,是开导妈妈的好帮手。给我的一个好朋友打了电话,她是妇科专家,了解到乳房癌并不可怕,5年存活率到95%,越老恶性度越低,何况到了妈妈的年龄。和Richard谈了妈妈的情况,Richard全力支持我必要时回奥克兰安排妈妈的治疗。于是第二天一大早起床拨通了妈妈的电话,还没等我将前晚准备的话说出来,妈妈告诉我昨天她看病回到家后,很多朋友打来电话询问,她现在已经想开了,即然病已经来了,着急害怕也没用,她要照常生活,该干什么还干什么,妈妈轻松的语调抚平了我心中的焦虑。妈妈终于学会积极面对生活和困难了,环境真的可以改变一个人,甚至连固执的妈妈。 虽然妈妈早年的生活艰难,但她晚年的生活在很多人眼里是幸福的,身体一直不错,气色之好使她看上去象六十多岁。新西兰不但有世界顶级的生活环境,更有让国内人羡慕的老人福利保障。现在妈妈有了病,不但可以免费享受这里先进的医疗服务,而且还可以免费享受需要的家庭护理服务。当然还有那些妈妈晚年结交的好朋友,刘阿姨、徐阿姨、李阿姨、李老师......,是朋友的帮助,让妈妈的晚年生活发生了变化;是朋友的支持,让妈妈的晚年生活充满了温暖;是朋友的相伴,让妈妈的晚年生活不再孤独;是她们的影响,让妈妈在晚年和我建立起一个健康快乐的母女关系。 生活在这样一个制度先进、环境优美的国度里,生活在这样一个充满爱心的人群里,妈妈能不知足吗?俗话讲:知足者长乐,我想这是对妈妈此时最好的良药。我们每个人都有面对疾病和死亡的那一天,如果珍惜生命,那就让我们积极乐观地生活好生命中的每一天。我真心地希望妈妈快乐地生活到生命的最后一天!躯体是暂时的,精神是永恒的! | 
妈妈和Richard | 
妈妈和Leo | 晓燕 写于墨尔本2008年5月母亲节(照片摄于2007年11月奥克兰) 何 时 迷 上 写 作? 说来话长,因为一时说不清,也许从刚一学习认字?也许从小学写作文起?也许从大学的一封友情信件?也许从出国后由翻译误入编辑?也许从写电子邮件?......;说来不可思议,因为从未学过写作,学生时代从没学过古文诗词,更未看过世界名著,只装了一脑子的革命词汇,却突然在不惑之年写出了二本中文书、一本英文书和没完没了的杂文杂感,并且由此意识到原来自己可以写作,而且还可以写出让别人喜欢看的“白话体”。 六岁开始认字,文革学校关门,爸爸有病在家,我从此每天早上认爸爸写在药盒卡片上的方块字,每天1-2小时,坚持到8岁入学。入学时我想我大概已能识近千字,读课本之流利让同课室的小学生目瞪口呆,我自己也搞不清为什么我和他们不一样?只知道为了一样,我要耐心地等着他们跟上我的节奏。这时的爸爸已经永远地离开我了,他带走的不仅仅是父爱的关心和期待,而且也带走了我生活中唯一的文化资源。爸爸不会知道他留给女儿的不是财富而是烦恼,爸爸不会知道那个年代的好奇好学、争强好胜带给人们的是饥荒和痛苦,甚至是灾难。 小学的读书荒 终于捱到了小学四年级,这时认的字数可以看书了,但身边可以阅读的只有“红宝书”和偶尔老师借给我的“人民日报”社论。读书的饥饿不亚于食物,用现在的话“疯狂”来形容我当时猎书的行为一点不过分。我当时猎书的途径有两个:一个是苦苦哀求同学的姐姐或哥哥们,恳请他们将传阅的书籍借给我看,并象毛主席保证次日送换,看到我的可怜相,哥哥姐姐们竟也说不出“不”字来。每当拿到一本没有看过的书,不管是什么书,我都高兴的象是过年,丢下一起玩耍的同学,一路跑回家急不可待地扎进书里头,忘了周边的一切。 另一个是在“垃圾堆里”寻找。我们家住的是四合院,我们住西厢房,对面东厢房住的一家有着不同寻常的背景,按当时的阶级划分应该是又黑又白。这家被抄的值钱物品如金色挂钟、红漆家具等封锁在北面的正房里,而一堆“废品”丢弃在正房外面的一个角落里,这个角落正好在我家的房屋边上。就是这堆“废品”成了我当年的“淘金”地,无人时,我常常壮着胆子蹑手蹑脚地去那里搜索,找到的不过是文革前的中、小学课本,然后将它们别在衣服里的裤腰上,偷偷拿回家看,看后再送回原处。这些潮湿、散发着霉味的课本填补着我当时的读书荒,有些课本被我拣来送回好几次,上面的内容都背下了。 记得也是小学四年级开始,除了写的批判稿或表红心的文章经常选来代表全班在学校大会上宣读外,作文也经常被老师当范文在课堂上读给大家。虽然作文题目单一如“一个有意义的星期天”、“我最崇敬的一位亲人”等等,但我每次都写得很投入。平日还将从有限的书籍中看到的一些句子记在一个小本子上,然后时不时地用在我的作文里。我当时特别喜欢一些描写天气的句子,现在想起来那也许就是我喜欢写作的最初征兆。有一次我在作文中用了一个成语叫“身临其境”,老师特别将它写在黑版上,为全班的同学讲解。那个成语我是从“垃圾堆里”里学到的,老师没问我,可能老师当时太开心了,正发愁没有机会向同学们讲解有用的知识呢! 中学的一次打击 到了中学,政治运动不但没有缓解,反而愈演愈烈,一会儿反对白专、一会儿批林批孔、一会儿学工学商、一会儿上山下乡。初二时我所在的班更作为试点在工厂连续学工三个月,帮助工人师傅往一个不停运转的机器里每隔5分钟添加一次要加工的零件,每天重复这样的动作8小时。中学的五年里,坐在课室学习文化的时间不到一半,到了高二更惨,基本上没在课堂上课,那一年走背字,先是领袖们一个接一个地去世,然后是抗震救灾,中学的最后一年是在哀乐和哀愁中渡过的。 中学时代倒也不是没有写作的机会,但基本上是写思想汇报和批判文章,从报纸上抄抄就行了。有过几次,学校试图恢复正常的教学,作文课刚刚被重新列入课程表,还未等到老师发文,就被又一个新的运动冲走了。那时,读书和写作离我越来越远,几乎从我的生活中消失了,我的饥饿感也慢慢麻木了。一次学农,无意中看到一个同学的枕头底下藏了一本普希金的诗集,即感到惊讶,又有些嫉妒。 就在中学即将毕业、准备上山下乡之际,从未听说过的大学考试从天而降,随之而来的是另一场轰轰烈烈的高考运动,我再一次地被运动卷了进去。记得高考前的三个月,在课堂上学习的时间比我中学五年加起来的还要多,好象是要将五年内应学的东西在三个月内突击出来。要消化的东西之多让饥饿过后的我得到的不是满足,而是恐慌。恐慌中熟悉的老师们也走了,很多从未见过的老师回校教课了。 语文课上来了一位据说文革前教过某位著名作家的老师,他让我们写的第一篇作文题目是有关粉碎四人帮的。面对这样一位资深的老师,再抄报纸是不行了,为了不甘示弱,我绞尽脑汁将所学到的革命词汇,特别是能表现亲者快、仇者恨的词用到了多年未写的文章里。文章上交后,小学时曾有过的期待心情又回来了。那个时刻终于来了。那是在一个沉闷得让人瞌睡的下午,资深老师夹着厚厚的一摞作文本文雅地走进了教室。资深老师就是不一样,他没有象以前的老师们那样,向大家介绍好的范文,而是将不好的拿出来从反面启发大家。突然听到一段熟悉的文字,然后是一阵哄笑,然后是一番嘲讽......。就是在那个沉闷得让人睡觉的下午,我恨不得脚下的地裂开一条缝让我钻进去。我的自尊心受到了深深的伤害,就是从那一刻起,虽然地没有裂缝让我钻进去,但“写作”却从我的脑海里彻底地消失了。 那位被人尊敬、曾经培养出著名作家的老师,绝对不会想到他带给一个即好学又无知的年轻学生怎样一个刻骨铭心、永生不忘的打击,他几乎葬送了这位年轻学生的写作能力,这位学生今天虽然没有成为著名的作家,但却用她的文字帮助了无数的人们获得了幸福。 大学的两件事 经历了中学的那一次打击后,我就没有再写过什么东西,虽然那时的文化学习重新兴起,古文诗词、世界名著回到市场,我却熟视无睹。上的是医学院,算理科,整天研究的是直观的人体构造,用不着想象,也用不上写作。但大学期间发生的两件事,在当时看来很普通,却印在了我的脑海里。 一件是大学一年级时,班里组织同学们到刚刚重新开放的八大处秋游,回来后借着游兴班里又组织了赋诗比赛,以秋游所见为主题,七言、五言均可。我当时想这种活动大概也就2、3个人参加,然而,两天的时间里教室的半面墙很快地贴满了同学们写的诗,有的人写了一首还不尽兴,接连写了几首。每首诗词都各有特点和见地,有的诗句写得妙语惊人,一看就有文学功底。写诗的同学很多比我大,是在文革前入学的,有些人貌不惊人、语不出众,但写出来的文字的确令人刮目相看。那一次的活动让我切身感到自己文化知识的苍白,为自己身为一个大学生,却不知道唐诗宋词而羞愧。 另一件发生在大学的最后一年里,同学们被分到不同的医院临床实习,我的一个很要好的同学被分到外地的一个医院里,分开前我们俩允诺通过书信保持联系。那时的人们很少写信,我还是好几年前给在农村插队的姐姐写过有数的几封信。当给朋友写第一封信时,铺好纸、拿起笔,却不知写什么,因为很久没有写东西了,而且要写的是一封没有火药味的友情信。但是很快思维便进入状态,一种久违的感觉漫上了心头,笔随即落到了纸上一发不止,密密麻麻两大页一气哈成,写完后对自己的所作有些惊讶。后来又写了几封,每封都至少两页,但我那朋友的回信却象挤牙膏,每次挤不出多少东西来,多少让我有些扫兴。半年后我们相聚,她告诉有一次她读我的信时被班长看到了,班长看到我写给她的长信好奇,便提出看一看,看后班长说,没想到文笔还挺好,语言流畅、表达力强,结果从此班长和她一起分享我的每一次来信。班长的文学水平不错,听到朋友转来的赞赏,我当时心里还挺美滋滋的,心想:这个我上小学的时候就会了。 出国后的转行 虽然大学毕业前偶然得到了班长对自己写作上的好评,但并没有将它当回事,更没有重新激起自己对写作的兴趣。后来出了国,为了生计开始学经商、学电脑、学打字、学翻译。放弃了14年的医学生涯对我来说并不可惜,却象是一次命运的回转,让我再一次地回到了即陌生又熟悉的文字中。正当我沉迷于翻译的乐趣当中,命运又一次地将我向前推了一大步。 那是97年到香港发展,来前就听说香港找工作难,何况我已放弃医学近七年,尴尬地落到没有专业的境地,如今是即不医也不文,有的是杂七杂八的所谓“边缘技能”。来港后一个月,为了了解当的就业市场,第一次买了周六的“南华早报”,随意翻阅中突然看到一则不大不小的广告,用黑色的粗线眶出来,挺显眼,标题是“医学编辑”。当我的目光一一扫过标题下列出的八条要求时,我的心跳也加速了,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又要懂医学又要懂商业,又要会中文又要会英文,又要翻译又要打字,又要懂电脑操作又要懂排版印刷......,这些看起来毫不关联的条件象是专门写给我的。我兴奋地将广告拿给丈夫看,没想到他的反应却很冷淡,指着其中一条“会讲广东话”说:“你要看好哦!”。他的反应给我泼了不小的冷水,但想来想去仍不甘心:哪里去找这样的人?能碰上我这样的八缺一就不错了。于是第二天将报纸又拿出来看,悄悄地将那栏广告剪了下来。 简历寄出去不久就接到了应试的电话,接待我的是一位温文尔雅、金发碧眼的女士,问了我几个问题后便拿出两份翻译作业,一份当场限时做,一份拿回家做,当然都是与医学有关的。之后不到一个星期又收到了第二次面试的通知,我的心又一次地激动起来,这时的丈夫和他的同事又提醒我不要大喜过望,显然,找工作的艰辛每个人都是经历过的。然而,命运却是如此地善待我,前后不到一个月,我的工作就搞定了,一次申请一次成功,而且还是一个让我非常满意的工作。记得那天我的老板Julie打来电话恭喜我被录取时,我也开玩笑地对她说:“恭喜你的眼光!”。 我的工作是为客户写药品方面的宣传文章、国际医药会议报导、医药综述和期刊等等,翻译的工作却很少。第一个工作项目是写刚在国内结束的国际会议报导,是有关抗菌素的,因为开会时我还没加入公司,所以没有参加会议。面对客户送来的一大堆录音带,不知从何下手?要将上面7-8小时的录音缩减到四页A4纸上,不要说让一个很久没有写东西的人写,即便让一个有过此类工作经验的人写也绝非易事。Julie写英文,我写中文,Julie是这方面的行家,我是硬着头皮上。然而,奇迹出现了,工作起来并没有象我想象那样困难,按时将会议报告写好了,写好之后读了几遍有点不相信是自己写的。稿子发给客户后一周过去了,没有动静,Julie有点不放心,便主动给客户打电话询问意见,没想到,客户在电话中对我们的工作大加赞赏,特别是对我写的会议报告非常满意,Julie迫不及待地将这一结果告诉我,她当时的声音和眼神里充满了喜悦之情。 后来Julie告诉我,当时公司应聘我时,有人对我的写作能力提出疑问,因为我的简历中没有写作的经验,但她还是在最后的两个竟争者中选定了我。可能是Julie对我的“北京医科大学”的背景情有独锺,因为她曾在那里渡过了一段美好的客访时间。不论是什么原因让她最后选中了我,我都由衷地感谢Julie,是她让我有了再次写作的机会,是她让我埋没多年的写作潜能得以开发。(当然也让我有幸地结识了Julie,以后我会再专门地写我和她)。 赶上信息时代 在这里不能不提到近十几年来迅速发展的现代化交流手段,如果没有电脑,如果没有互联网,如果没有零距离和零时间的通迅交流......,那么今天,除了专业作家,在商业洪流的冲击下还能剩下几多人写作???包括我自己。 由于经常的国际性“南征北战”,我和朋友的联系主要是通过电子邮件。第一次用英文给朋友写电子邮件,结果是相识了五、六年的朋友尴尬地发现我的英语写作能力远远超出她的想象;第一次收到我中文电子邮件的她,高兴地发现看我的文字并不亚于与她的直面交流,从此要求我定时给她写电子邮件,目的就是想看我写的字......。想起来,今天的写作爱好与朋友们这些无意中的鼓励也是分不开的,因为她们给了我写作的信心,但是如果没有电子邮件这一沟通方式...... 写作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分享,没有分享,我的写作是没有动力的。自从有了“博客”,我找到了另一个与朋友和读者分享的途径和方式,这种平等、即时、便利的写作与分享是我人生中的幸事,也是数不清人的幸事。 赶上学生时代的文化饥荒,又赶上成年后的信息时代,生活好象跟自己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好在自己从未放弃,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努力笑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如果有在天之灵,爸爸也可以放心了。 话没说完 上面说了那么多与写作有关的事情,但话还没完,就象一幅未完成的风景画,只有风景没有颜色;就象一顿不尽兴的晚宴,只有佳肴没有美酒。我还要说的是:是丰富的人生经历让我思绪不断、感悟丛生;是美好的爱情和幸福,让我激情不衰、勇敢自信;是新西兰宁静朴实的环境让我坐下来、拿起笔;是“中诚”的事业和读者们的鼓励,让我的写作融入了一分责任、融入了一分使命。 晓燕 写于墨尔本2008年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