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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选文摘 Abstracts
网恋组织曝光内幕 层层骗局谁来买单？ (来源财富赢家网) (2011年11月)
西方人比中国人富多少？ 盛立中 (转自“读者精品文摘 2009年4月)
西方人到底有多富？比咱们中国人到底富多少？差距有多大？也许，这个问题一直盘踞在你的脑袋里，今天就让我们来探个究竟吧。
(摘自大洋新闻 http://informationtimes.dayoo.com/html/2007-09/14/content_99887229.htm) 2007年9月14日
即使不会说一句英语，只要交一笔会费，就会有专业人员给你提供外国相亲对象，帮你全程“代理”与对方交流，最后将你成功嫁到国外。广州一家名为易×联婚姻咨询有限公司打出这样的宣传，自称专为离异单身女士服务。
谁说网恋不工作！(转自新西兰Billingual Magazine)
2007年9月
丽莎评述：在一次聚会上认识了思婧和DAMON夫妇。他们之间的那股甜蜜劲和他们女儿的天真好玩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后来得知DAMON是1908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俄尼斯特·拉瑟福特的后裔，而思婧和DAMON是通过网络认识的，当时DAMON在美国，思婧在北京，两人很快坠入爱河，结了婚一起回到了新西兰。这事听起来很浪漫，我迫不及待地要求他们把这个浪漫的故事讲给NZBM的读者听。我知道他们两人对网络的感情远胜于人，所以用网上提问方式分别问了他们三个问题，下面是思婧和DAMON的回答。
你们是怎样认识的？ DAMON：认识思婧时，我在洛杉矶的一家卫星网络公司工作。我们公司有生意在中国，所以我就在网上发布广告希望能遇到朋友。思婧回答了我的广告，我们用Email交流了一段时间后，开始用ICQ在网上交谈，有的时候一天会谈五个小时。当时她还不会说太多英文，所以我就在电脑上装了一个麦克风，当我在ICQ上打字时，同时读给她听，以便她能同时练习听，读，写。这样在网上谈了六个月，当我飞到北京与思婧见面时，她的英文已经很好了。到现在我们已经结婚两年多了，绝对是我能想象到的最好的婚姻，谁说网恋不工作呢？
思婧：我从没想过嫁老外，以前生活的环境也几乎没有接触过老外，所以对我来说曾是一件如天上的星星般遥不可及的事。看到或听到那些嫁洋丈夫的故事，第一个想法便是这个女孩一定是出众的，至少英语顶呱呱。再者我那时也认为两个国家的人要生活在一起会很不习惯的，因为来自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直到有一天在网上遇到了DAMON（音译成中文叫“大门”，这个“大门”才让我步入了幸福的殿堂）。说到这个网遇的经历，只有两个字可以解释：缘分！ 有一天去网上查资料，因为那段时间临时在上海没有个人电脑就去了网吧，查完资料步出网吧门，才知外面下着瓢泼大雨，没带雨伞的我不得不再次折回电脑前开始了冲浪，就这样搜索到了DAMON，但当时并没注意到他是个外国人，以为那是一个为中国人做的双语网站。
异国婚姻的感受怎样？有语言，文化方面的冲突吗？
DAMON：由于我的工作关系曾和很多不用文化背景的人打交道，所以在我和思婧之间并没有发生由于文化不同而造成的隔阂。并且我十分沉迷于中国文化和历史。至今为止，我们遇到的最大困难是我给思婧办理新西兰签证时所碰到的。我们提不出谈恋爱的证据。因为都是网上交流，我们甚至连电话费帐单都没有, 倒是存了一些Email提交给移民局后。我们花了很长时间说服新西兰移民官给思婧一个长期签证。但有趣的是在思婧的一个Email里她提到了她的女儿，可递给移民局的申请中显示我和思婧的婚姻是我的第一次婚姻，并且认识的时间也不足以有女儿。移民官提出疑问在思婧的申请中并没有提及她有女儿一事。事实上我们不得不向移民官解释EMAIL里的 “女儿” 是指思婧的猫, 最后移民官给了思婧一个月的签证。我们从中国飞到新西兰呆了一个月然后飞到美国。美国的签证很顺利，她一下子就得到了和我在美国签证一样长的五年工作签证。但数月后我在美国的工作到期了, 我们决定于2002年12月回到新西兰。
为什么决定回新西兰？ DAMON：九一一事件时，我正在美国，那真的是一个很可怕的事件。我所在的公司在九一一之后就把生意卖掉了。我面临选择是否继续呆下去，由于美国生意机会多，是一个很好赚钱的地方，当然中国也有巨大的商机。新西兰市场小，商机不可能象美国和中国那么多，但是新西兰却能给我们提供更好的生活方式，当时我们期望有第一个孩子，新西兰是一个更好的生养孩子的地方。 编后记：DAMON和思婧现住在基督城SUMNER山上一栋占地2000多平方米，建筑面积500多平方米的别墅里，从家里可以看到海景和基督城全景。DAMON现在是一家美国公司的全球市场经理，坐在家里用网络指挥美国，中国及澳洲的生意。思婧也闲不住，她做了一个网页，想做旅游。
幸福的一家子！ 思婧和婆婆象母女一样
第一次看到“爱情可遇更可求”这句话时，我愣住了，如此简单、精辟的论调，不正好画龙点睛地总结了自己长久以来的人生信念和追求吗？由心底产生的共鸣，让我激动不已，也让我不由地发出了深深的感慨。
爱和被爱是人类自然生理的需要，就象人需要水和食物一样。尽管人们也许经历过爱的伤害和痛苦，也许对爱失去了信心、也许一直在爱的边缘举棋不定，但这并没有阻止人们对爱的向往和追求。不同种族、不同肤色、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不同的年龄和姓别，人们对爱的渴望是一样的。不幸的是人们往往将对爱的追求埋在心底，这种美好而自然的渴望得不到足够的鼓励和支持，也没有得不到很好的指引和教育。 我接触的很多人常常对我抱怨找不到爱人，“如今世上没有真正的爱情”“爱情象空气，看不见摸不着，是虚无漂渺”的等等，有些人在爱情上受到一次挫折便得出结论：“在这世界上，找到爱我的人太难了！”。当我问这些人：“什么样的人是你要找的爱人？”“你为找爱情采取了什么行动？”，多数人哑口无言。我的生活经验告诉我：你要想得到你要的，首先要知道什么是你要的，然后采取行动去实现你的目标。爱情也是一样，光想不行，要有爱的行动，我们不是生活在公主和王子的童话里，而是生活在崇尚独立、平等、自信的全新时代中。 我自己有过三次婚姻经历，不论爱情带给我的是痛苦多还是幸福多，从来没有动摇过我对爱的信念。我知道一对幸福伴侣所能做到的远远不能用1+1=2的几何方法来估量，爱情的力量是神奇的。正是这种对美好爱情的信念，所以当前二次的婚姻离我而去时，我没有放弃对爱情的追求。我的第二任丈夫因病去世时，正值我们一家来香港不久，当时，我带着8岁的女儿、承受着失去爱人的痛苦、在举目无亲的香港坚持了下来，这完全是凭着对爱的信念
-人间有爱、有爱情，爱的力量支持着我。 为了使自己尽快走出痛苦、再次找到爱情的机会，不久我便决定在百忙的生活中找出时间参加社交活动(当时，方便、有效的网上恋爱还没有现在这样被接受)。人生经历真可谓是一个宝贵的课堂，通过认真地总结自己以往的生活经验，这里有失败也有成功，我很清楚自己要找什么样的人做爱人，也知道生活中适合做爱人的人不只一个，关键是共同的追求和信仰，是好的交流和理解，相爱是双方共同努力的结果。基于这种良好的心态，我对自己再次找到爱情充满了信心。 几个月后的一次社交活动中，我认识了现在的丈夫，我们在一起的幸福，使我的生活再一次地变得阳光起来。我们的幸福也孕育了“中诚国际婚姻交友(www.asianpromise.com)”，它是我和我先生婚后不久创立的婚姻交友网站，用自身的幸福帮助更多的人找到幸福，是我们夫妇对爱的追求和继续，“中诚”创立五年来，已成功帮助国内外数十对男女找到了爱情。 爱和被爱是人类的基本需要，一个人要想得到爱，首先要有对爱的信念，对人生积极乐观的态度，爱情可遇更可求，为了爱，请立即行动吧！
注：此文是作者于2004年9月特为“新西兰首届‘恋爱、婚姻、家庭’有奖征文”所作并获奖。欢迎对此文发表评论
美国是物质很丰富的国家，而且丰富到大家都很糜烂的程度。因为我小时候一直处于物质生活很贫乏的年代，我很希望能够糜烂一下，之后再精神空虚。因为从小就精神空虚说穿了是很没意思的事情。
那时候我记得我们家有一些美国兵用过的勺子，上面写着“美国陆军”和“USA”。我妈妈去抗美援朝打过仗，这东西是她带回来的。那些勺子质量非常好，都用的是非常好的钢，直到我女儿小的时候我们还曾经用这些勺子喂过好。而且，我母亲也曾经给我讲当年和美国人打仗的事情，讲自己吃美国罐头的感觉，这就给我一个“美国兵吃得特好”的印象。
我去美国的确切年份是97年，去了半年我就回来了。我是因为要在纽约出书，因此得到了美国方面的邀请。别外，当时我手头还握有一个斯坦福大学的邀请，我结果没好意思去大学，我觉得我也不配，因此我就到纽约把书出了，出的是英文版。至于斯坦福，我就没去。去了美国之后我就决定在那里呆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里，我去了纽约、洛杉矶、旧金山、芝加哥和美国一些乱七八糟的城市，就是为了走走看看，这么做其实也就是为了将来能堵人家的嘴，你想想看是不是这个道理：别人一说起哪儿哪儿，你说你去过，人家不会跟你多罗嗦了。在美国，我在纽约和洛杉矶呆的时间比较长，觉得这两个城市很不一样。
洛杉矶这个城市真的让我大吃一惊。在洛杉矶，除了一些特别的、专门接待亚洲人的色情场所之外，那里一到晚上天黑了之后，什么娱乐也没有，有时候我去一些美国内地城市，到了晚上八点多钟进城就找不到地方吃饭了，因为大家都睡觉了。而且美国人非常规矩，社会上非常井井有条，执法也很严，在国内我们都被人骂惯了，觉得人和人之间就应该互相不友好，可是我到美国之后觉得在那里真是好到得老对周围人说“谢谢”了，因为我在美国遇到的很多情况是你去找人办事，人家还对你极为客气。但是我非常不喜欢美国人爱在路上跟陌生人打招呼这一条，因为我英语不好，他们一跟我打招呼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这样一来，让我显得挺无理的。
我作为一个外国人在那里也有安全感，原来我觉得美国的犯罪率很高，但其实那种犯罪率不太能侵害到你，纽约的地铁让人形容成罪恶之渊，一开始我到那里都不敢坐地铁，老是坐出租车。后来我晚上坐了一下地铁，觉得挺好的，而且我觉得自己在那里呆着别人还挺害怕我的，可能他们把我当成越南人了，这使得我大有安全感。我遇到的别外一件事情更能说明问题：有一天，我在曼哈顿世界贸易中心那里独自一人行走，那里的办公区，一到晚上就没人了。我看见对面有一个黑人走了过来，我有些心慌，但没想到他似乎也非常害怕我，我们两人隔着两个街口他就绕着走了，我当时正担心如果让我绕，我怕我会被绕丢了，想不到他先绕了。
在美国生活，我可以说没有遇到过任何不愉快的事情，如果非要解释这个现象我只有用“理想社会”来做出说明，这个国家非常适合小市民生活，假如你不是一个有追求的人，你只想过一份踏实日子，你只想“我不侵犯别人，别人也别侵犯我”，那么美国是最好的地方。而且，那里的社会相对来讲是最公平的，公平到有时候你都不好意思的地步。比如，我在那里看到这样的一个报道，说是加州的纳税家庭每年要负担非法移民一千多美元，比如负担他们的子女教育等等方面的开销，这事要是搁在别处，谁干呀？
美国确实让人开眼界。过去的我等于是一个井底之蛙，起码对古典的东西方艺术了解得不太充分，我在美国的那些日子里整天东看西看，主要是想受些教育，我过去一直认为中国古代没什么文化，没什么文明，起码在雕塑和绘画上是这样，但是在美国的博物馆里看了一些中国以前的东西，一下子把我过去的想法打破了，我觉得那些东西还不错，和希腊的东西摆在一起比也不算太寒碜。在中国，我不太能够见到这些东西。偶尔见到一些张大千或者齐白石的画，但我认为那些东西不是很地道。
说来说去，我在美国也没有做什么事情，我如果是一个画家或者是音乐家，我也许在创作上出现不了障碍。纽约那个地方有十几万诗人、十几万音乐家、十几万作家、十几万演员，也就是说有几十万艺术家群居在一起，之所以聚集在那里是因为那里对人没有压迫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空间，所有东西都是可能被艺术化的。到美国之后我才知道什么是精神上的彻底自由，但是我归根结底是一个写中文小说的，是依赖文字吃饭的这样的人呆在美国会有点麻烦。
美国的中文是一个非常杂的东西，是被台湾国语化了的中文。我倒是在那里曾经想过写一个比较长的东西，反正在那里住着也没人来打扰你，谁未经准许进了你家家门你不是都可以对他开枪吗？但是如果我在那里不看中文的东西，我的中文本身就不活跃，慢慢地，中文水平就会下降；但如果我看中文的东西，那里那些非常杂的台湾中文就会慢慢地让我的语言背景做出改变，这样，我写出来的东西让中国大陆读者看起来就有隔膜感，起码会认为写的“不是我们这里的事儿”。我到美国之后因为英语不行，就去和大量的中国人接触，这些人很多都是我过去在国内就认识的，或者在国内有过一面之交的，其中甚至包括了我的一失踪了的中学同学，见了这么多人，我总的感觉是这么多年没见面，中国的这些个“人渣子”全到美国来了。我觉得中国最近几年在人才问题方面有些上吐下泄，好多人都被泄在美国了。美国就好比一个大便盆，什么都接着。我认识的一些作家现在也在美国生活，我个人认为他们在美国基本上都没有写出更好的东西，我感觉他们的语言和文字的能力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比如说我所认识的作家阿城，他在美国为了保持自己文字的纯洁性，在那里呆了八年也坚持不学英语，他的这个努力还算好，但是也有点过分艰辛了。而有的作家在美国干脆就干起别的事情了。
在另一方面，我觉得中国人到了美国之后都变好了，变得都守法了。我认识几个在国内都是坏人的人到美国生活之后都变得非常老实。我才一到美国，朋友就告诉我“你可千万别犯法，你在美国犯法算是倒了大霉了，会记你一辈子，到哪儿都跑不了”。大家都这么专门提醒我，就好像我在中国就是以犯法为生似的。我后来想，可能大家把每一个刚从大陆来的人都当成一个潜在的犯罪分子了，觉得必须叮嘱一番，我想他们其实也想要你知道，在美国犯法之后，你别想“托人帮忙”。但是对我来说，作为一个写作的人，如果那么老实、那么循规蹈矩其实也不行，这是让我很畏惧的地方，在中国，一个人有时候闹得无法无天其实有助于打开思路，这个原因使得我不想过早地变成一个好人，当然，我想我老了以后还是要变成一个好人的，变成一个德高望重的人。
到美国后我开始明白，我这样的人在美国呆着其实非常矛盾。第一，我太老，四十岁年纪的人已经不可能重新开始新生活了，假如我去美国的时候是十八岁，哪怕是二十多岁，我都可以把自己周围弄干净了，甚至可能会觉得拿中文写作都没意思了。真的，在美国也有这样的人，彻底变成一个“少数民族作家”了。但这对我来说已经不太可能了。第二，我又太年轻，如果我已经六十多岁了，我反而就可以踏踏实实地在那养老了。因为美国的生活品质是有目共睹的，日子可以过得很安全，没有人来打家劫舍，也肯定没有外星人入侵，人老了可以死在自己家的床上，这一点问题一定不大。当然，我也还有一些自尊心，对于我到美国生活这件事情，我一直这样比喻；你到人家家里来住就他妈够腆着脸的了，然后你再xxxx跟人家抢着干活，比如说抢着到餐馆打工之类的，这就不太合适了。（而且我也干不动。）从小，我家里的大人就教育我：别人的东西别吃、别人的东西别拿。
在美国的时候，我的出版社也曾经把我介绍给《花花公子》这些杂志去写小说，我用中文写，他们翻译，与此同时，我也得到了一些写剧本一类的事情。值得一提的是对《花花公子》这类的杂志我这次也有一些新认识。我曾经从自己过去写的《玩的就是心跳》中摘了一些片段，想登在《花花公子》上，其实也就为了我的书能在美国更好地发行，但是稿子后来被对方给退了，理由是“太黄色”。他们可能忌讳里面出现了一点乱伦的关系，这样我才知道《花花公子》这样的美国杂志，其实反映的是非常严肃的人的需要和欲望，不像美国青年刊物那样有病态的东西。
相比之下，我显得粗鄙。
1958年我出生时这个国家刚刚建立九年，比我晚一年出生的孩子很多都叫“国庆”或“十庆”。1959年的国庆我没有印象，值在后来看了不少那一年拍摄的电影，都是歌舞升平那种，跟别的年份排的片子不一样。文化大革[和]命批判了这批电影，说这批电影表现了“资产阶级人性论”，证据是有的片子的女主角爱上了男主角，有的片子的女主角很爱自己的父亲。在当时那是不允许的，每个人都应该只爱毛主席，其他都叫“无缘无故的爱”。现在的官方说法，那时中国电影的“第一次高潮”。
2006年12月21日 说到征婚，现在的青年男女忙于工作，很容易就把终身大事给耽误了，最后只好找朋友介绍，或者是委托婚介帮忙。最近，一位８０多岁的无锡老人向南宁台记者求助，原来他４０多岁的女儿最近痴迷上了南宁的“玫瑰国际征婚网站”，老伯想问问，这家征婚网站可信吗？
2006-1-27 【大公报讯】据法新社华盛顿二十五日消息：互联网虽然大行其道，但也不乏把它目为社会威胁的反对者；他们认为互联网必定会令家人和朋友疏离，令用家统统变成计算机呆子。不过，美国最近有研究发现这是杞人忧天。其实，电邮、网上电话、网络摄影机（即「眼仔」）和遥距通讯等互联网工具令人们彼此更接近了。 皮尤研究中心「互联网及美国生活」研究计划（同类题目的开山研究之一），包括了得出上述发现的「互联网的联系力量」调查，报告刚于二十五日公布。当中发现，上网没有取代面对面的交往，反而融入了大众生活，让他们更容易保持联系，其中电邮居功至伟。报告撰写人之一、多伦多大学社会学家巴里．韦尔曼说，越来越多事实证明，互联网不是怪兽来的，它和手提电话令通讯转了型，正在形成一种「网络化了的个人主义」，令人们的社交生活不受住处所限。 同是来自多伦多大学的另一名报告撰写人杰弗里．博厄斯说，一个人的人际关系网越大、越远、朋友种类越多，电邮便对他越重要：「你不能常常跟所有朋友通电话和去探他们，但你可以定时定候按几个键抄送些电邮副本给他们。原来这是十分重要的。」 报告又发现，现下越来越多人喜欢用互联网来找朋友解决生活难题或者找工作、找房子。「互联网及美国生活」研究计划的副主任约翰．霍里根打趣说：「这年代，你需要帮助时不用吹号角召骑兵来了，你需要的是一个长长的朋友名单。」
2005年07月02日 07:43
曾在深圳打工的河南妹吴木兰和身为波兰总统候选人的先生蒂明斯基在华沙的别墅合影 她，37岁，曾经是深圳一名普普通通的打工妹，在深圳工作生活了十几年；他，57岁，曾经是波兰政坛黑马，1990年和当时的风云人物瓦文萨争夺波兰总统宝座失败，如今又重新杀入2005年的波兰大选。两个人有着完全不同的语言、文化和生活背景，然而，奇妙的网络世界却使两人走到了一起，在短暂的网恋后，他们闪电般走上了跨国婚姻的红地毯。 网上结识 借助翻译软件写邮件 今年37岁的吴木兰是河南人，多年前从河南老家的一个师范学校毕业后，只身前往深圳打工，曾做过包括制衣厂领班在内的好几份工作，在深圳生活了十几年。 她曾有过一次婚姻经历，并留下了一个13岁的女儿。她的异国夫君叫蒂明斯基今年57岁，是波兰今年总统大选的候选人之一，此前一直住在加拿大的多伦多。素不相识的两人不仅远隔万里、年龄悬殊，而且语言又不通，但正是奇妙的网络世界使两人走到了一起。 吴木兰告诉记者，她最初有意寻求跨国婚姻是看了凤凰卫视的“中国人在他乡”节目。她说：“我以前不会上网，也不懂英文，是同事教我上网，并帮助我翻译。”后来在同事的帮助下，她在一个交友网站进行了注册。在与网友的交流中，一开始吴木兰请同事帮助翻译邮件，后来开始自己借助翻译软件写电子邮件。这样，她在网上认识了远在加拿大的蒂明斯基。 诚意联络 从不问对方身份财产问题 吴木兰在征友网站上放了自己的简历和相片，但她始终拒绝启用视频聊天。她解释说，她这么做一方面是不愿意对方只看相貌，另一方面她也不具备英文口语聊天的能力。但是交友网上英文流利的年轻女士如过江之鲫，蒂明斯基为何偏偏选中了吴木兰？ 吴木兰说，她在同蒂明斯基的交流中，从没问过对方的身份、财产等问题，这可能是他欣赏自己的原因。2003年下半年，只见过吴木兰网上相片的蒂明斯基请在香港的朋友专程到深圳约吴木兰吃饭，席间还给吴木兰拍了很多照片。蒂明斯基说：“朋友给我的照片和报告对我作出决定很重要”。 闪电结婚 夫君亲自打通签证难关 经过几个月的接触，蒂明斯基提出要吴木兰办理前往加拿大的签证并寄来从深圳到北京办理签证的路费。吴木兰说，“他是十分心细的人”。但她的签证申请被加拿大驻华使馆以无结婚签证为由拒绝。蒂明斯基找到他的朋友、所住地区的议员，请他向加拿大政府质询。最终在加拿大移民部长的关心下，吴木兰才拿到签证，于2004年4月前往多伦多和蒂明斯基完婚。 经过短暂的网恋，两人闪电结婚，开始了一段先结婚后相知的奇异情缘。经过一年的共同生活，吴木兰才逐渐地了解了蒂明斯基，并连连用“想不到”来形容她这位异国夫君。目前，吴木兰已伴随蒂明斯基从加拿大回到波兰，协助夫君筹备竞选工作。 夫妻生活 洋人丈夫：中国太太伴我重新出山 今年是波兰的大选年，在9月底举行议会选举后，10月份将举行总统选举。作为总统候选人之一的蒂明斯基6月初从加拿大家乡筹备竞选，此番伴随他重新出山的，有一位年轻的中国太太。 回到波兰后，蒂明斯基先是托朋友打电话，后又亲自给记者打电话并发来传真，邀请中国记者前往他的家中采访。在电话中他自信地说，不久他的中国太太就将成为波兰家喻户晓的人物，如果他当选总统，将努力推动波中关系的发展。 中国妻子：每天惦记吃顿中国饭 蒂明斯基8岁时就随父母前往加拿大，前半生广游天下。他之前有过两次婚姻，第一任妻子是芬兰人，第二任妻子是在拉美做生意时认识的秘鲁人，两次婚姻使他有了4个孩子。 吴木兰现在在加拿大一家语言学校学习英语。她的女儿也已经前往加拿大，和他们住在一起，目前正在读中学。吴木兰的心愿是读完大学后出去工作。蒂明斯基爱烹饪，平时下班后独享做饭的乐趣，并且喜欢听到夸奖。至于饭菜是否可口，吴木兰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但是她说，她最喜欢的是中午从学校回来自己做一顿中国饭，哪怕只是下面条，都是一天中最舒服的一餐。 人物 坦·蒂明斯基 今年是波兰的总统大选年，作为总统候选人之一的蒂明斯基6月初从加拿大回到阔别多年的家乡筹备竞选。蒂明斯基的全名是斯坦·蒂明斯基，回到波兰后，他住在华沙十几公里外一个叫科莫罗夫的小镇上，那里有他的祖居。 科莫罗夫是个十分幽静的小镇，建筑大多都是两层的小别墅。15年前的1990年，在波兰剧变后举行的首次总统大选中，他作为长期侨居国外的波兰富商在众多总统候选人中以“黑马”姿态脱颖而出，在第一轮选举中和当时的风云人物瓦文萨分居前两位，共同进入第二轮总统选举，最后仅以微弱劣势输掉总统位子。 来源：新京报 ● 朱逊（北京）2004年“缘分！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旭明（梁朝伟饰）帮你加把劲！”这是香港影帝梁朝伟在新片《地下铁》中办婚姻介绍所的宣传词。这话说的不错，婚姻介绍本是促成“良缘”的桥梁性服务机构。但北京的婚姻介绍行业正像《地下铁》所反映的，掺杂了一些不实成分。由于不诚经营，北京的婚介行业目前正面临信任危机。 据统计，北京市适婚单身人数约100万人，因为社交圈子狭窄和工作繁忙，他们往往需要中介的帮助，促成姻缘。北京一些婚姻介绍所（简称婚介所）利用这些单身人士寻找伴侣的迫切心情，干起了设套骗钱的勾当，他们被北京人称为“黑婚介”。 “黑婚介”的第一个欺骗手段是编造假资料，诱使初次登门的顾客选择自己作为中介，从而收取300至500元人民币“入会费”。 这些婚介所手上常有少则3000、多则上万的单身征婚者（会员）名单。其中一些人也许早已失去联系，另一些人可能已经成婚，还有一些资料则完全是编造出来的。看到选择如此众多，其中又不乏条件优越的人士，原本犹豫不决的单身者难免怦然心动，乖乖交纳入会费。 下一步，就是反复收取“介绍费”（见面费）。征婚者入会后，如果准备与某位中意的会员见面，就需要交纳大约50元至100元一次的“介绍费”。“黑婚介”或者故意安排条件不合适的会员来见面，或者派“婚托儿”来相亲。 “婚托儿”（假冒征婚者）对“黑婚介”的运转至关重要。他们外形上等，巧言善辩，以迷惑征婚者为职业。他们在从婚介所收取佣金的同时，还会选择固定的餐厅或茶馆来见面，从餐费中取得提成。 无法可依执法空白 另外，尽管中国民政部门规定，婚介机构未经允许不得从事涉外婚姻。但一些“黑婚介”却悄悄用“澳洲富商”、“美籍华人”作为引人招牌。 据了解，涉外婚姻介绍的见面费一般在800元到2000元，且一旦介绍成功，往往还要付给婚介所高额礼金。 北京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自称“安女士”的应征者对“黑婚介”就有一些体会。 她曾在报纸上看到一则征婚启示，觉得条件适合，就按地址寄信过去。很快有了回音，一家婚介所寄来了征婚者英俊的照片，不过婚介所要求先汇300元才能够得到那位男士的正式通信地址。因为觉得蹊跷，安女士没有寄钱。想不到安女士后来在另一家婚介所看到了一模一样的照片，只是由“王先生”变成了“赵先生”。 安女士还曾到一家大规模、自称“绝无假婚托”的婚介所尝试征婚。当她来到楼下时，见婚介所的门上贴着招聘办公室文员的启示。安女士灵机一动，临时决定假扮应聘者去探虚实。经理让她填了一份履历表，然后说：“先交按金，没有底薪，见面分提成。”见安女士有些茫然，经理进一步解释说：“你的工作就是扮婚托儿，与前来应征的男士见面。” 中国目前还没有规范婚姻介绍业的全国性法规，各地民政、工商、物价、公安等相关部门也没有形成统一的管理体制，从而造成了收费无标准、审证不严格、投诉无去处的无序状态。无法可依和执法空白，导致婚介行业这个不可或缺的社会服务行业陷入一片混乱。 众多非法“黑婚介”的存在，也让正轨婚介同时蒙羞。几年前，几家京城大规模正规婚介所曾组成一个“行业自律协会”，可不久便被北京市民政局认为是非法组织而取缔。因为根据规定，成立行业协会必须具有以下条件：具有常设地点、人员、资金来源；集体会员50家? 陨希桓鋈嘶嵩?00人以上。如果没有政府职能部门的牵头，单靠几个婚介所的力量根本不可能达到这个要求的。 信誉危机直接导致利润危机。京城某老资格的婚介所负责人透露，他们现在的营业额仅相当于7年前鼎盛时期的十分之一。 （本文系转载《联合早报》文章，观点与本网无关，仅供参考。）
文/骆骐 2003年10月 在中国的城市里过来过去，到的地方多了，渐渐分辨出城市的个性和滋味。一样是饮料：北京如白酒，正经，醇久，阳刚；上海如洋酒，奇异，芬芳，惊诧；苏杭一带如绿茶，安静，恬淡，清隽；云南的昆明或丽江是鲜榨汁，天然，健康，明媚。然而，深圳这个城市最特殊。因为是移民城市，建设时间最短，所以街道漂亮整齐，看不到丝毫岁月的痕迹，以及地域的烙印，非南非北，亦中亦洋。想来想去，只有拿纯净水比它最合适，无滋无味，可是让人打心底里喜欢。 去过深圳的次数太多了，也许恰恰因为这种无滋无味，几乎未留下眷恋，直到发现了华侨城。 车子在明净的城市里穿行，窗外闪过一幢幢高楼，忽然，几栋楼体刷着彩色的图案，层层次次的波浪，深深浅浅的蓝和绿，让突兀的高层大楼别致了许多。这就到了华侨城。 地产圈的人知道，华侨城是最早的大盘开发项目，也是最成功的复合地产案例。著名的锦绣中华不过是它的启动项目，接着建设的有娱乐公园欢乐谷，度假式酒店威尼斯、大规模的高层住宅、生态广场等，说到最新的开发作品，就属意大利风情洋房波托菲诺。 去年是第一次去华侨城，住在威尼斯酒店，恰逢波托菲诺在大厅里开楼盘的推广会。香港的朋友坐车来到酒店大堂见面，然后就领我到生态广场坐坐。广场以绿地多，铺装地面少。树阴下有宽宽的木凳，我们并肩坐下，絮絮说起很多事。朋友是个聪慧女子，要害处经她一评点便别开生面。说久了，就到马路对过的铜锣湾百货吃了点快餐。饭后，一路行，一路说，迤迤逦逦，来到生态广场的一面坡地。有幼树，有顽石，有清溪。席地而坐，情绪舒展飞扬，谈话也欢畅地停不住。 朋友指着遥遥一幢建筑说，她家来深圳，总是住这家海景酒店，不贵，却很舒服。朋友喜欢华侨城，特别是这个生态广场，是香港都没有的居住环境，她的英国老公很赞成迁到这里来。 第二次来深圳，不期然被安排在海景酒店，发现它果真符合朋友的评价，亲切，——不像威尼斯酒店那样张扬；整洁，——不像普通酒店那样简陋。从酒店出来，左拐右弯，几分钟就到了生态广场。先坐在木凳上晒晒太阳，然后踩着长长的阶梯，穿过酒吧街，就到了一排小店前。选了间书店进去，有排满墙壁的杂志和相当闲逸的书品，比如麦兜的漫画，杨绛、黄永玉的散文。 前不久是第二次住海景酒店，发现了更多的妙处。电梯间，走廊里，陈设了大肚瓷瓶、凤尾竹、黑巧克力色的木椅，是暗哑而热烈的东南亚风情。房间的窗，正对着海滩，望得见茫茫苍苍的海湾，当然，我更喜欢跑出去，沿着熟悉的路线，一直走到生态广场上去。 这里是日照强烈的纬度，雨水又足，广场除了露天场地，还附设一些实用的建筑，酒吧街、餐厅、书店、美容店，散散落落的围合在场周，都探出深深的廊，供行人躲避暴晒或雨淋，功能很好。建筑物续接不上的时候，就有白的凉蓬撑成一条甬道，原木的踏板，搭在浅浅的水面上，用简洁的线条和自然的材质，表达着一番情趣。听说这些景观设计出自美国或澳洲的大牌设计公司，果然是极具现代感的园林。但是设计师仍然照顾了地域文化，像那泓池塘，不过几百平方米大小，但是芦苇密布，有小桥探出一半，形似码头，一旦有人撑了明艳的阳伞站上去，便成就了一方画中风景。隐隐约约中，透出了中国江南的情致。然而小桥却是水泥砌就的，还被切掉了一半，便显得这份中国情致既不过分，也不拘谨。仿佛只是在中国的情味里浸了一下，就钻出水面，甩脱了水珠，浑身还是轻轻灵灵的现代模样。 在树荫下发会儿呆，又钻进了那家小书店。发现上回相中的一本书，居然还在，很高兴地买下。有高高瘦瘦的保安，一声不吭地站在树影里，看着就让人安心。你若是在僻静处呆久了，会有保安静静地踱到附近，不远不近地站着，有护卫的意思。偶尔还有老外，皱着眉沉思中走过，如同走在自己的国度里一般安然。草地倒是很大，可喜的是，人们可以随便穿行、踏越，不像其他城市挂着警告的标志。引着小童的老妇，会操着山东话嗔怪道：“你自己去草地上玩吧，烦人哩。” 深圳就是这点好，移民城市里看不出地域差别，口音里南腔北调不觉得怪，说家乡话不怕被人欺生。虽是天涯，过客也有心住下来，安一个家。
2003年9月2日
这个结论不无道理：一个中国女人在中国长大，首先受到中国男人的挑选，中国男人挑剩下的，才会落到美国男人的手中。而中国男人的择偶标准不外乎一条：长相。他们挑剩下的，自然都是丑女。 使我感动的是，那些被中国男人忽略的“丑女”，在美国男人那里找到了爱。并不是美国男人看不到那女人脸上的皱纹和斑点，好莱坞和百老汇对女人的审美观，与中国男人并无二致，但很多美国男人能够超越长相，去发现一个人的特点和内心，这使我身为女人十分感动。 西方人能到非洲去拯救难民，到亚洲的贫困地区去教英语。旧金山湾区据说有十万以上的华人，但在圣何西美国红十字会的志愿献血者照片榜上，我只找到了两个华人（根据姓和照片），与湾区的华人人口不成比例。在中国人眼里，非洲人不值得拯救，因为他们智商低；丑女人不值得去爱，因为她们是劣等公民。中国男人在生存竞争的路上跑得太远，已经完全丧失了对弱者的同情，更谈不上去爱丑女了。中国女人也不例外——有几个女人能够出于爱心去嫁一个穷人？在今天，当整个中华民族一齐为金钱发疯，挑选配偶自然也就成了一个排序活动：长得美的排在上面，长的丑的排在下面。从女人的角度看，则是按照成*的程度排序，而对成*的衡量，不外乎名和利。难怪《The Bell Curve》一出笼，网上一片叫好之声，就因为那本书里把中国人列为智商最高的民族之一，而黑人平均智商最低。中国人比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都热衷于这种排序活动。择偶的过程对于中国男人来说，无异于远古时代的打猎，谁打到了最难打的猎物，谁就是英雄。中国男人不无骄傲地把他追到的女人带到众人面前，也是一种生存竞争成绩的展示，正如他向别人展示他的奔驰车，他的花园洋房。 对于那些握着中国丑女的手的美国男人，中国男人爱批评他们没有眼光。美国男人真的没有眼光吗？这个结论就如同前段时间一篇文章里说西方人“傻”，中国人“精明”的特点一样简单草率。前面已经提到了好莱坞，美国中小学里崇尚的青春偶像与中国男人崇尚的女人外表的标准几乎相同。美国男人在青少年时期受生物本能的驱使，同样会去追求漂亮的外表。等他们长大以后，尤其是受过良好的教育以后，就不再仅仅追求漂亮的外表，而更看重心灵的撞击，思想的交流，这是他们在生物本能之上的一个超越。中国男人不能接受丑女，因为他们还停留在基于生物本能的生存竞争阶段——一个人在最基本的生物需求得到满足之前，是不会考虑到更高层次的满足的。福塞尔在《格调》中提到新贵们开着闪闪发亮的奔驰招摇过市，而“老钱”们反而低调地坐在一辆落满灰尘的普利茅斯中。你让一位富有的中国男人。 开一辆又破又旧的普利茅斯上路，他会断然拒绝。你让一位成功的中国男人去娶一位丑女，那简直是要他的命。这两者之间是相通的。 中国男人也不是不需要交流思想，只是他们更愿意和男性朋友去交流，而女人只有听他们“侃”的份儿。中国男人不能容忍一个女人跟他平起平坐。一个女人稍有能力，便被大家讥为“女强人”。女强人是什么人？那是大家都敬而远之的一种人。女强人使女人感到不如，使男人受到威胁。中国男人需要在女人面前展示自己的强大，需要受到女人的尊敬，因此这女人必须比他低。中国男人在失败的时候，则需要女人的安慰。一个中国男人要找的，实际上是他母亲的翻版——一个爱他的人，满足他的人，而不是一个他爱的人。只听说过为朋友两肋插刀，除了传说里的梁山伯，你什么时候听说过一个中国男人为他所爱的女人献身？当一个中国男人因为被女人拒绝而悲伤时，他的朋友会劝他，为一个女人，不值得。 对了，为一个女人，不值得。女人低男人一等。这种局面事出有因。一个中国女人，往往因为她的性别，首先就得不到父亲的爱。这就造成了她对男性的敬畏感，后来她长大了，嫁了一个丈夫，同样也得不到丈夫的尊敬。这更加深了她对男性的敬畏感， 因此，当她有了一个儿子，她不可避免地把她对男性的崇拜敬畏之感移到儿子身上。她给儿子以最大的注意力，把最好的食物留给他，而不是女孩子们。她的儿子长大了，带着她赋予的在女性面前的优越感。这个儿子又生了一个女儿，同样，这女人也带着对男性的敬畏感长大。中国男人对女人的歧视，正是中国女人自己一手造成的。一个不尊重自己的人，也很难得到别人的尊重。 所以，打破这种得不到中国男人尊敬的恶性循环的工具，实际上是在中国女人手里。一个中国女人首先要树立起对自己的尊重。就连《The Bell Curve》这样带有歧视性观点的书，也提到女性的平均智商并不比男性低。上帝也同样赋予了女人使自己生命放出光彩的能力。女人精心喂大一个男人，这男人反而看不起她。即便是从回报的角度看，母亲也应该对女儿更好一点儿，事实证明，父母老了以后，往往更多地得到女儿的照顾。 我曾听到很多中国女人说，她们喜欢和美国男人在一起，因为“感觉好”。美国男人从不吝啬夸奖别人。他们还给了中国女人应有的尊重。我也曾听到不止一个中国男人说，如果你想追到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孩子，首先要打掉她的骄傲。中国男人对自己的妻子，往往是“批判，批判，再批评”，还美其名曰“为你好”。中国男人还拒绝给女人送花，理由是“我给你更实际的东西”。现在有了美国男人做比较，中国女人怎能不弃暗投明！ 在美国的中国男人都在抱怨，现在“有爱心”，“贤惠”的妻子越来越难找了。“有爱心”就是无私奉献。“贤惠”者，逆来顺受也。的确，无私奉献者是少了，中国男人只好回大陆去找新娘，用绿卡来换取暂时的顺从和一点居高临下带来的快感。可怜的中国男人，为什么不能以自己的爱，去赢得别人的爱呢？除了长相，中国男人的另一条求偶标准是年龄。浏览报纸上和网上的征婚启事，你会发现，所有中国男人都要求女方年龄比他小。二十岁到三十岁之间的男人往往要求对方比他小一到五岁。三十到四十的男人则要求对方比他小五到十五岁。过了四十岁的中国男人，就必须在他女儿甚至孙女年龄的女人中找对象了。而美国男人给出的年龄段通常是他自己的年龄加上和减去五岁。我曾遇到一位大陆来的女留学生，嫁了一个比她小九岁的美国男人。她说当这位二十五岁的美国同学向三十四岁的她求爱时，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娶一个比自己大九岁的女人，在中国男人是不可想象的，几乎等同于失败。 中美征婚启事的另一不同是，中国男人罗列的是他们的成就：学位，职业，经济状况，等等。美国男人罗列的是他们的个人爱好和特点。使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我受朋友之托，帮她的姐姐在网上浏览征婚启事。我把适合她年龄的征婚启事一条一条的翻译给这位女士听。听了四五条后，这位女士不耐烦了。怎么他们都不提提他们的经济情况，有什么学位这些重要的，都是罗里罗索讲他爱看什么电视节目，爱玩什么球这些废话，这些于我有何相干？这个问题问出了中国人和美国人在求偶标准上的根本不同：中国人是在进行一种排序活动，正如考大学，什么分数，就决定了你上什么大学。一个萝卜一个坑，劣质萝卜休想混到高等坑里去。而美国人是在找一个伴侣，一个能兴趣相投，心心相映的人。也许正是这样严格的求偶过程，才造就了一批高智商的中国人，我们才有幸被《The Bell Curve》的作者们列为优等民族。 来源：[美国中文电视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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